閱讀筆記《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》－偶希都理

閱讀筆記

《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》

★這部代表日本後現代批評的經典著作自成書以來，

受到極高的評價，

隨著各國版本的陸續問世，

在國際上產生廣大而深遠的影響。

●一般來說，

一件事物的「起源」變得清晰可見，

通常是它走近終點的時候。

1970年代後半寫完《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》初稿時，

我也曾感覺到「日本近代文學的終結」；

但那同時是一種預感—

或許會有其他的文學抬頭，

取代舊有的文學。

事實上在1980年代，

文學家們的確採用過去被近代文學排除的種種形式，

寫下了許多小說。

我之所以在本書的一開頭提到夏目漱石的文學理論，

是因為我在其中，

看到他對近代小說觀念的根本質疑。

當然，漱石的理論並非否定近代而推崇前近代。

他所做的，

是發掘遭到近代寫實主義小說排除的、

近代的可能性。

漱石試圖恢復斯特恩（Laurence Sterne, 1713-1768）

與史威夫特（Jonathan Swift, 1667-1745）

那種「文藝復興文學」的可能性。

他和正岡子規一起開創的「寫生文」，

可以說就是日本版的「文藝復興文學」。

寫生文源自俳諧，指的是—舉例來說—《我是貓》那樣的作品。

實際上，

1980年代的日本文學的確發生了某種文藝復興。

在這個意義下，

可以說我之所以能發現日本近代文學的「起源」，

正因為它實質上瀕臨終點。

但是當時我為那新的可能性雀躍不已，

並沒有深刻思考這件事。

不料現實與我的預期相反。

進入1990年代後，

隨著蘇聯的解體與全球化世界資本主義的瀰漫，

文學不但沒有獲得新的力量，

更急速地衰退，

開始失去對社會的影響。

「近代文學的終結」完全照著字面的意義發生了。

而且，那不是日本一個地方的現象。

●漱石放棄了「文學論」的計劃，

開始寫作小說。

不過，

他並沒有從他在「文學論」裡所遭遇到的問題解放出來。

事實正好相反。

漱石的創作顯示出，

他在「文學論」中想要探討的，

不僅是理論的問題，

而是與他自己的自我認同（identity）息息相關。

舉例來說，就像在《道草》中所寫的，

漱石在幼年被送到別的家庭當養子，

到某個年紀以前，

一直以為養父母是自己親生的父母。

他是偶然「被重組」後的結果。

對漱石來說，親子關係絕不是自然的，

而是一種可重組的結構。

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血統（identity）感到滿意，

只不過是對存於其中的、

殘酷的惡作劇視而不見而已。

然而漱石的疑問是：

即便如此，為什麼自己在這裡，

而不是在別的地方？

因為一切都已經成為不可重組的事物，

已然存在。

他的創作活動，

恐怕就建立在這樣的疑問之上。

並不是他厭倦了理論而轉向創作，

而是他的創作本身，就衍生自他的理論。

那是因為，

漱石是一個真正從事理論思考的人。

換句話說，

他思考的目的並不是要建構「文學的理論」。

夏目漱石這個人，

除了進行理論思考—

也就是和「文學」保持距離—

以外，別無其他存在的方式。

●本書裡，

探討了國木田獨步的短篇小說《無法忘記的人們》。

所謂「無法忘記」的意思，

並不是「因為重要所以無法忘記」，

也不是「不應該忘記」。

國木田所指的，

是那些明明忘了也無所謂、

根本無關緊要，

卻忘不了的人、事、物。

從前人們描繪的風景，

是那些不可忘記的名勝古蹟；

而國木田的「風景」，

則是透過具有諷刺意味的價値顛倒而看到的。

那麼，為什麼會出現抱持這種自我意識的作家？

後來我才明白，那和甲午戰爭有深刻的關聯。

在這個意義下，

國木田獨步的文學，可以說是「戰後文學」。

甲午戰爭時他是一位活躍的戰地記者，

年紀輕輕就成為矚目的焦點。

但是，戰後他卻找不到値得做的事，

陷入虛脫的狀態，

於是有了移居北海道的想法。國木田發現「風景」，

就是在北海道的土地上。在這個意義下，

「風景」是在1980年代後半出現的；

換句話說，那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，

走向帝國主義的階段。

不僅如此。

國木田獨步的例子還顯示，

日本的近代文學與殖民地主義息息相關。

國木田所踏足的北海道，

是日本最早的殖民地。

從前除了最南端以外，

居住在北海道的只有愛努人。

明治維新之後，

日本人開始侵入這些地區。

甲午戰爭結束，明治日本佔領台灣，

更進一步侵略韓國。

琉球確定被劃為日本領土，

也是甲午戰爭的結果。而這一連串殖民地主義政策的發端，就是對北海道的殖民。當然，

國木田並不是帝國主義者。

他是一位纖細、內向、嘲諷的作家。

但是，他的內面性來自對政治現實的否認。

我們可以說，

「日本近代文學」根本上就來自這樣的內面性。

●柳田國男的民俗學，

是從下述的假說開始的：

古代日本的先住民受到入侵的稻作農民與國家驅趕，

逃遁到山裡生活。

他們的後代如今仍然存在，

就是所謂的「山人」。

柳田的民俗學所探求的，

就是這樣的山人。

他的作品如《遠野物語》、《山的人生》等，

就來自這樣的探求；

而它們深深地吸引了魯迅等人。

然而，柳田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想法，

是因為甲午戰爭之後，

知道了台灣原住民的存在。

在這個意義下，

想要探尋日本近代文學的「起源」，

台灣是不可或缺的。

●我們不應以某時代、

某個人的特性為根據所成立的某某主義，

來區別作品，

而應該採取古今東西皆適用的方式，

脫離作家與時代，

以僅顯現於作品之上的特性，

來區別作品。

既然要脫離時代、脫離作家、

僅以顯現於作品之上的特性來觀看，

那麼除了透過作品的形式與標題來分辨，

別無他法。

●實際上在人類社會中傳染蔓延的結核病，

是極為悲慘的東西。

但是這裡所說的「結核」成為一種「意義」，

不但和現實中的結核病天差地遠，

更反轉了它本來的面貌。

結核—或者更廣泛地說，

疾病—成為一種蘊含價值顛覆的「意義」。

從前的日本，沒發生過這種事;

那是猶太·基督宗教傳統下特有的現象。

關於這一點，稍後我們還會討論。

的確，結核病在西方的神話化，

是到了近代才發生的，

但它的根源相當深遠。

比方，桑塔格這樣說:

到了18世紀，

當移動(社會的、地理的)有了新的可能，

價值與地位不再是天生被賦予的，

而是每個人應該自己爭取的東西。

人們透過對服裝的新觀點(流行)，

以及對疾病的新態度，表達這樣的主張。

服裝(從外在裝飾身體的衣著)與疾病 (身體內部的裝飾品之一)，

成為看待自我新態度的比喻。

(《疾病的隱喻》)

我們可以說，

《不如歸》所散佈的，

首先就是這樣的時尚與裝飾。

浪子是陸軍中將、子爵的長女，

川島武男本身是海軍少尉、男爵，

這樣的設定賦予了他們貴族的形象。

而逗子這個地方，

則因為西歐式的療養院而出名。

讓「七里濱事件」中的教師著迷的不是別的，

就是這樣的形象。

後來，罹患結核病的小說家崛辰雄，

就是以這個方式將輕井澤塑造成著名勝地的吧。

無論如何，結核病之所以「神話化」，

並非因為現實中有大量的患者，

而是因為「文學」蔓延開來的不是結核病的事實，

而是結核病的「意義」。

●有兩件事已經非常明白。

第一，

近代以前的文學之所以讓我們感覺沒有「深度」，

只不過是因為它沒有讓我們感受到「深度」的配置。

第二，文學的價值，

完全不應該由這種透視法的配置來決定。

「文學史」的主流思想認為，

「內在的深化」與其表現決定了文學的價值。

然而，

文學並沒有任何非如此不可的「必然性」。

●1970年代中期，

日本文學明顯地發生了巨大的轉變。

我在思考日本近代文學起源的時候，

完全沒考慮到同時代的日本文學;

然而當我回到日本，

開始從事文藝時評(這些文章收錄於《反文學論》一書)時，

發現近代文學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。

這個變化的特徵之一，

就是對「內面性」的否定。

過去只要說到文學，

就給人一面倒的印象—

陰暗、混濁、泥濘不堪、情欲橫流的內面。

而這個時期的文學，抹除了這樣的意象。

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「語言」獲得了解放，

不再背負意義與內面性。

因為「風景的發現」而被排除的事物，

得到平反;

語言遊戲、嘲謔模仿、引用，

還有故事—換句話說，

所有遭到近代文學驅逐的領域，

都開始歸隊。

~柄谷行人（Karatani Kojin）/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、思想家、哲學家，及文學評論家，研究主題跨越文學、經濟、歷史、政治、哲學等多元領域
~《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》
~《定本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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